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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许多角落，性别歧视是致命的。

营养不良：“当一个家庭有经济困难，食物和资源会优先给男孩，而女孩会饿着，很多人因此而死”：

人口贩卖、性剥削：美国国务院估计，每年有60-80万人被贩卖跨越国际边界，其中8成是女性，目的大多是性剥削：

以及家庭暴力、强暴、孕产感染死亡、伊斯兰世界常见的“荣誉谋杀”，甚至女童、女婴的死亡。比如在印度，女婴因故意照顾不周而死亡，因为儿子更受喜欢；因为接种疫苗比例低，1-5岁女孩比同年龄男孩死亡可能性多了50%。

以上事实来自一本书《天空的另一半：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讲述女性的绝望与希望》，呈现了世界各个角落女性的真实处境，很多故事令人心碎。两位作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过去50年来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死于20世纪所有战争的男性还多，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

所以，在很多地方，性别歧视关乎生死，而争取性别平等是“救命”的，是为了女性能安全、健康、有尊严地活着，以及再进一步，能平等地拥有话语权的权利，但绝不是前段时间被“伪女权”吵得沸沸扬扬的“冠姓权”，这太狭隘了，还可能令真正处境很糟的女性，更加孤立无援、得不到帮助和理解。

这也是笔者读完这本书以后，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如果能将眼光放远，看看世界，你就会发现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她们不仇男，也不仇和自己不一样的女性，不会愤世嫉俗地随便指点别人的人生，反而会去以温和、坚强的方式，给受到歧视和压迫的女性争取“好好活着”、“做个正常人”的权利，因为这就是基本的人权。

下面，我将讲讲这本书里的3个故事，聊聊普通的女性，到底是如何将人权赋予女性，以及身处困境的女性，是如何将绝望转化为希望，勇敢争取生命尊严的。

·印度·

贫民窟里的硬核女领袖

“女性也可以不顺从”

女孩从小被告知“顺从”，这在印度尤为明显。而一位名叫乌莎的女性，她选择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并让身边的女性都学会一件事：勇敢说不，勇敢反抗，去接受更多教育，为自己发言。

乌莎生在贫民窟，父亲是“贱民”，但有高中文凭，有一份还算可以的工作；母亲虽然15岁就嫁人了，但“罕见”地读到了9年级，算是周围人中的高学历。

父母都认为“孩子应该接受扎实的教育”，节衣缩食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用到了孩子的教育上。果然，在一个没人上过大学的贫民窟里，乌莎和她的四个兄弟姐妹，都有了大学学历。

贫民窟里都有恶霸，乌莎身边也不例外，他叫阿酷，带领的手下无所不为，抢劫、施虐、谋杀，还总是能逍遥法外，因为“警察很少插手贱民居住的贫民窟，要想他们管管，就得贿赂”。更可气的是，阿酷认为“强暴是控制社群的有效手段”，因为不至于惹出人命，还严重有损声誉。

于是，阿酷犯下累累恶行：和手下轮奸刚生孩子10天的女子，导致她从此无脸见人，往身上浇了煤油烧死了自己。

然而对于有高等学历的乌莎，阿酷反而避而远之，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报警可能更有效”。即便如此，乌莎还是和他“杠”上了，因为乌莎回家探亲时，看到阿酷强暴了一名13岁的少女。

乌莎强硬地报了警，但警察通报给了阿酷，于是阿酷带了40名手下堵了乌莎的门，叫嚣要“泼硫酸、烧死她、轮奸她”，但乌莎不甘示弱，拎着瓦斯桶拿着火柴就开了门：“你们要是敢闯进来，我就点火，我们同归于尽！”

就这样，她第一次吓退了恶霸。消息传遍街坊，受压迫的贱民深受鼓舞，名愤怒的贱民开始勇敢聚集起来，用石头和棍棒砸向阿酷和手下，报仇雪恨。

后来，阿酷躲进了警察局，美其名曰“保护性逮捕”。在保释听证会上，几百名贱民妇女选择来旁听，阿酷依然洋洋得意，还对他曾经强暴过的一名妇女说“妓女，我还会再强暴你”。接着，愤怒的“闸门”被打开，她们选择不再逆来顺受，一拥而上，用准备好的辣椒粉、刀子“结果”了阿酷。

乌莎被警方逮捕，同时也引发了舆论的强烈抗议，一名高等法官表示公开支持这些妇女：“她们曾再三寻求警察保护，但是警方没有保护她们，她们别无选择”。

迫于压力，警方在2周后将乌莎释放。现在，这些女性变得什么都不怕，乌莎带她们聚集起来制作衣服、酸菜去市场卖，她要贱民增加收入，才有足够的资金接受更多教育，而教育是让女性勇敢反抗的重中之重。

乌莎从没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她挺身而出，告诉逆来顺受的女性：女性可以不选择顺从，女性可以为自己发言，而在受到欺负的时候，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决断力，争取基本的人权（当然，我们不提倡以暴制暴，同时，不顺从需要承担风险，更需要有外人和制度提供支持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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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尔·汗《真实访谈》中关于性侵的一段内容

·巴基斯坦·

专给贫困妇女小额信贷的组织

“女性应该有自己的钱”

经济独立让女性腰板更硬，没人能比来自巴基斯坦的扎伊尔玛更明白了。

扎伊尔玛是个贫困的妈妈，丈夫没什么好工作、暴力成性、经常痛打妻子。他们没有钱翻修房屋，吃了上顿没下顿，只好把最小的女儿送别人家寄养，结果被人笑话“自己的孩子都喂不饱”。

巴基斯坦非常重男轻女，生了女儿的扎伊尔玛被婆婆挑拨离间，自己想去市场卖点东西，却又被邻居说“自己出门的女人不守妇道”。身陷财务危机、抑郁情绪的扎伊尔玛，都快崩溃了。

这时候，幸运的是，她接触到一个小额信贷组织“奇迹基金会”，这是一个女性支持团，专门给贫困妇女发放小额信贷，支持她们做小生意，增加收入。

扎伊尔玛借到65美元，开始制作美丽的刺绣，拿去市场卖。赚得的钱购买更多珠子和布块，没多久就把刺绣生意做了起来，还成为家里唯一收入稳定的人，有时候忙不过来，就雇佣村里其他妇女一起做，渐渐竟成为了一个女企业家。

她偿还了家里的债务，让两个女儿上了学、请了家教，等待以后送女儿上大学。她还翻修了房屋，家里接了自来水，购买了一台电视机。

而她的丈夫呢？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丈夫不吵架、不打人，也不催生儿子了，甚至在扎伊尔玛生了第三个女儿以后说：“女孩跟男孩一样优秀”，要知道，巴基斯坦男人说出这话真的很罕见。

有时候，金钱可以比法律更能提升女性的地位，保护她们免受侵犯和虐待。

不仅如此，哪怕是一点点小额的贷款，哪怕女性以很慢的速度创业、积累财富，对于下一代的健康、教育，作用都是巨大的。

很多研究显示，相比于母亲，父亲更可能把钱用作享乐型消费，而非子女的健康、教育，也就是说“男人花钱更不明智”。

一个孩子可能因为缺乏5美元的蚊帐而死于疟疾，而父亲却会每周固定用5美元去酒吧饮酒作乐，这在贫困地区不罕见。世界最贫困的家庭中，花在酒、妓女、糖果、饮料和丰盛大餐上的整体费用，几乎是子女教育费用的10倍左右。

很多印度和非洲男人认为“啤酒是不可或缺”的，但“女儿教育是奢侈品”；妓女服务是重要的，但“安全套是可有可无的”。

而女人若是控制开销，会把更多钱投资在教育和小本生意中。一个早期研究发现，当妇女持有资产或赚取收入时，家庭用钱可能会花在营养、医药、住房方面，子女会更健康。

在印度尼西亚，一个研究也发现，如果女方结婚后，把更多资源带到了夫家，婚后有更多钱可以自由支配，她的孩子会比同等家庭状况、但资产由男性掌管的孩子更健康。

孩子是否幸福，不在于家庭的富裕程度，而在于财富由母亲还是父亲掌管。

为什么女性应该争取更多职场机会？为什么女性应该提升资源控制权？为什么女性在孜孜不倦寻求更多经济权力？因为不仅仅她们在家中的发言权会有所提升，下一代的营养、健康、教育，也会有所改善。

这不仅是“女权”，这也是人权，下一代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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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专门为女性建立银行的故事

·津巴布韦·

当女性帮助女性

可以让文盲妈妈变成博士

事实上，很多针对女性、帮助女性的公益组织，创始者就是女性，她们更懂女性的真实处境。

而在遥远的津巴布韦，就有一个叫做“国际小母牛”的公益组织，总部在美国，通过给予贫困国家母牛、山羊、鸡或者其他动物来进行援助，创始人就是一位女性，叫乔·勒克。

她在津巴布韦，仅仅通过这些家畜的援助，就改变了一位年轻妈妈的命运。

这位妈妈叫做特芮莱，因为是女孩，从小没接受过教育，不知道自己生辰年月。她爸爸说：“我们得把儿子送去上学，指望他们挣钱养家”。然而，特芮莱的哥哥被迫去上学，却表现平平，而没上学的特芮莱，每天偷偷读哥哥的书，学会读书写字，还能帮哥哥做作业，拿到分。

哥哥的老师很纳闷，他在班上表现很差，为什么作业总拿分？最后破了案，老师得知是特芮莱写的，就去她家恳求她爸爸，请求特芮莱去上学。但好景不长，特芮莱只上了2星期学，就在11岁被爸爸嫁了出去。

结婚以后处境更惨，她丈夫禁止她阅读，一旦看到她读字就毒打一顿，特芮莱心中接受教育的火光不灭：“如果你是个女性，又没受过教育，还能做什么？”

此时，乔·勒克来到了津巴布韦，两位女性相遇，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乔得知了特芮莱想接受教育的想法，建议她将愿望写下来，循序渐进地去追求。此时，特芮莱虽然已有5个孩子，但心中有了希望，于是一边带孩子，一边疯狂学习，丈夫毒打，她就躲到朋友家去。

她在一张纸上写下：“有一天我要去美国；我还要得到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然后她把纸条藏在一个铁罐中，埋到了地下。这时候，特芮莱接受教育总共才不到一年。

接着，她一边修相关课程，一边存钱，还在“国际小母牛”组织的帮助下工作。她的信心越来越强，学术表现一流，某一天，她的第一个愿望成真：拿到了美国一所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此时她已经三十几岁。

她决定去读大学，而村里人又开始议论：“像她这样的农村妇女，应该把重点放在孩子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特芮莱强硬回怼：“我自己都没受过教育，哪有资格谈论孩子的教育？如果我教育了我自己，我就能教育我的孩子。”

她飞去美国，学分修到上限，晚上打工赚钱，像所有寒门学子一样拼尽全力。拿到学士学位以后，她回到津巴布韦，挖出她的铁罐，在第一个目标后打个勾，再埋回去。

接着，她又回到美国，修了硕士学位，挖出铁罐打钩；现在，她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把5个孩子接到了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她将再次回到家乡，挖出那只铁罐。

这个关于“一只铁罐”的故事，不仅关于“贫困女性自强不息、自我教育”，其实更是“女性帮助女性”（而不是打着女权旗号diss女性同胞）。

这是“女权”，更是帮其他女性和她们的后代实现“接受教育”的人权。

性别平等，远远超出了两性关系中那些争执，更无关于“冠姓权”，它关乎女性的生命、健康、安全、尊严，更关乎下一代的发展。

“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权即人权，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事。这就是《天空的另一半》中两位获得普利策奖的作者，想通过此书告诉所有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