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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技术形塑的社会中。从日常的生产、教育、交往、消费、信息获取，到国家对其公民的统治及其外交行为，都随着技术的介入而发展出了新的模式。种种社会关系开始被重新定义，权力、责任、伦理等概念也亟需被重新纳入思考和讨论。

年，加拿大著名物理学家、作家厄休拉·M.富兰克林（UrsulaM.Franklin）受邀在梅西公民讲座进行了以“技术的真相”为题的六场公共报告。她在演讲中谈到，之所以将演讲的主题定为“技术的真相”，一是想向C.B.麦克弗森在年的梅西讲座《民主的真相》致敬——她试图以麦克弗森观照民主的方式来观照技术，视之为理念与梦想、实践与程序、希望与神话；另外，她也想在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真实世界的语境中谈论技术，也谈论它对于全球人类意味着什么。

40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回头去重温富兰克林的演讲时，技术的革新和广泛应用早虽已大大超出了当时的文本，但她针对技术的真实面貌，及其对人本身产生的奴役和控制的言说在今天看来仍然生动且令人警醒。富兰克林敏锐地感知到，在技术的早期阶段，它常允诺给人以希望、解放和想象力，参与其中的使用者也会拥有一种控制感，觉得自己有完全的自由来选择使用或拒绝某种技术及其产品。然而，一旦某种技术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被制度化，使用者往往就会被迫支持这两者，失去说“不”的权利。

再回到当下，当人工算法和大数据开始影响甚至决定我们的消费行为与信息获取时，当无处不在的监控已经全面入侵我们的日常生活时，人们准备好去应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和道德重击了吗？这一由彼时富兰克林的演讲整理而成的公民读本，或能作为我们思考的一个起点。

规范性技术是如何导向一种服从文化的？

文/[加拿大]厄休拉·M.富兰克林

节选自《技术的真相》

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依据某种典型的内在逻辑展开的，凡事付诸行动，自然会希冀相匹配的反应的出现，不管出现的是针锋相对的冲突性逻辑，还是忍气吞声、相安无事。在规范性技术被建构出来用以进行社会交易时，这些交易以技术的逻辑、生产的逻辑被组织和再组织。由于技术真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开始由规范性技术完成，技术逻辑也开始压倒其他类型的社会逻辑，比如同情逻辑或责任逻辑、生态拯救逻辑或与自然相连接的逻辑。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Man）中，就谈到了这种压倒性权力。

我想通过调查不同技术被引入社会所产生的不同模式，来阐明技术逻辑压制其他种类社会逻辑的机制。技术史学家指出，这一引进过程一般会有几个阶段。发明与创新可能带来特定的技术发展，而技术发展会带来技术的增长、社会接受度的提升、生产过程及产品的标准化。标准化一般能够带来技术的巩固以及经济的巩固。从这一点来看，某种技术可以变得异常稳定，以至于任何进一步的技术创新都不可能发生。技术本身不再发生变化，或者至多只是进行少量调整。

《单向度的人》，[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

我们也可以从接受了技术的社会之角度来看发明、增长、接受、标准化和停滞这同一过程。这个视角为我们带来了一幅更丰富的图景。从这个更为有利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个发明的初始阶段，是充满了热情和想象力的。彼时，人们会付出大量精力探索和阐释某个新发明是多么美妙、多么有用。科幻作品通常会为这样的想象力探索提供框架。人类飞翔的梦想、快捷私人运输的梦想、洲际即时通信的梦想、智能机器协助的梦想，强调的都是从辛苦的体力劳动和家里的苦差事里解脱出来。创造力以及从辛苦工作中解脱出来的源泉似乎已近在咫尺。在这一阶段中，创造出了一种人类间的联结以及一种普遍的兴奋感，后者源自人们认为自己参与了一个美妙的、进步的时刻。对此有所保留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不满的怀疑论者，充满了对改变的恐惧—就像老太太嘴里常说的，如果上帝想要我们翱翔天际，他就不会赐予我们铁路了。

在工业革命时期，出现过“对蒸汽机的颂歌”，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大型展览上摆满了光学和声学设备，它们似乎勾勒出了一个普通人能触及的、更激动人心的生活。在这一生机勃勃的阶段中，技术通过进入公共意识和公众想象，完成了更广泛的成就。是啊，人们会觉得，为什么不去试试开辆汽车或者打个电话呢，用这些奇特的机器来工作也不错呀。

这个阶段之后，在飞驰的想象力、人类之间的联系以及过多的渴求相互作用下，一个新阶段出现了。这个阶段若要形容起来，就像一位严厉的父亲会说的：“你好好想想，长大后你到底要做什么？”这是一个技术增长与标准化的过程。从这个阶段开始，行业对人—无论是工人还是用户—的需求大大降低。

用汽车来当例子，在其初创阶段，它完全可以被看作“机器新娘”（mechanicalbride），这个概念由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用以描述汽车与车主之间的关系。年轻人定期保养自己的汽车，擦亮或翻新，修理或升级。车主之间甚至存在这样一种友爱之情：他们会倾慕彼此的“汽车新娘”。在现在的技术真实世界中，这样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在汽车技术的“中世纪”，调整或修理汽车不只是把可更换部件拿出来，用完全相同的部件替换掉。对车主来说，汽车修理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较难实现的。在那个时代，汽车的购买和保养费用十分昂贵，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买车既非为了娱乐也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将之当作必需品。由此，“机器新娘”转变为一位要求很高却是最基本的“商业伙伴”。

汽车的技术标准化已经完成，随之而来的是，车主不再需要直接接触汽车机器本身。同时，那些本服务于不使用汽车的公民之基础设施逐渐衰退，直至消失。有人会说，这些基础设施是被淘汰的。铁路越来越让位于公路，由此本用来解放其使用者的技术，如今反而开始束缚使用者了。拥有这“四个轮子”本应得到的乐趣—那种想走就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独立感—如今已哑然无声，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成千上万的人或许都在同一时刻想去同一地方。

技术的早期阶段一般发生在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情境中。使用者参与其中，他们会获得一种控制感，会觉得自己有完全的自由来选择使用或拒绝某种技术及其产品。然而，一旦某种技术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被制度化，使用者往往会被迫支持这两者。（从这点来看，技术本身是可能停滞的，所谓的进步也许是伪装的或临时的。在这之中，技术的竞争成了一种仪式。）再回到汽车的例子，铁路逐渐消失，“开车出门还是不开车出门”的对立式选择已经不存在了。

当评价不同的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时，上面提到的技术内部年代表必须被考虑进来。比如，在我的记忆中，不仅汽车有这样一种年轻的、参与式的阶段，音频设备也是如此。彼时，人们会谈论匹配阻抗、建造唱机转盘和机箱里的前置放大器，以及比较各自在声音的高保真复制方面做出的令人敬佩的成就。这样一个阶段也消失了。市场现在只提供标准的音频插件，使用者可以用这种设备听声音，但除了按按钮以外，其实你什么都不能做。计算机使用也在面临同样的演变。现在使用个人计算机的流行度以及使用者情感上的参与度，跟汽车还是“机器新娘”那会儿很相似。同样的，在计算机的使用过程中，技术也许诺解放使用者—你不需要再有好的打字机使用技巧，不需要再纠正自己的拼写错误；不需要会算数，不需要知道怎么算百分比；也不需要再把档案分门别类。这些事情计算机都能做到。它甚至能把你那封写给阿梅利亚婶婶的令人不快的信回收，稍做调整，再次寄给其他的家庭成员。

制造商和发起人总是鼓吹新技术能够让人解放的一面，而无视其存在问题的一面。他们会试着让人们不那么恐惧技术，以用户友好为导向，让使用者在学习新技能的过程中产生自豪感。他们还会建构用户社群，里面充满了分享新学技能的热烈气氛。在计算机领域，这些努力最好的体现就是计算机杂志的流行。这些杂志包含从免费的，比如能够从社区的便民商店里直接领取的《多伦多电脑报》，到高级的，比如《电脑世界》。这些杂志拥有类似的风格，充满了情感耸动、激动人心、大惊小怪的报道。它们让我一下就联想到了女性杂志，后者也是大规模地出现在超市，里面会介绍各种看似精美的厨房用具和精致的食物，还会配送优惠券或免费礼品，以及交换用的食谱和靠谱的烹饪捷径或特殊效果建议。我强烈推荐你们从行文结构和风格方面仔细看看计算机杂志里面的文章。你或许会翻到这样的专栏——“我是怎样发现LOTUS1-2-3表格的更多功能的。”“超乎想象！我是怎样扩张Mac机的功能的。”这些专栏强烈地让我想到类似“用现成袋装面粉做蛋糕，我是怎样做到没让婆婆看出来的”的专栏文章。

你或许会质疑这种类比的可靠性，也许还会问：“介绍袋装食物和开拓家庭计算机市场之间真有这样的一致性？”我认为是有的，论述如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见证了食物化学添加剂领域的进步，而这些添加剂使食物能在货架上待得更久。与此同时，新机器的出现使商品的单独包装在经济上更可行，新的商品储运系统——特别是空运——也在此时兴起。由此，食物成了化学上稳定，行业化包装，以及商业化远距离运输的东西了。做广告与拓展市场的挑战在于如何刺激和诱使烹饪过程与食用习惯发生改变，使之使用这样一种新产品（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装置）。

接下来，证据链从“贝蒂妙厨”及其食谱，到杂志和小玩意儿，再到冷冻食品和冷冻快餐，一直到今日试图推广的辐照食品（或者第三世界正在推广的所谓婴儿配方）。对工业化生产食品的推广，试图让家庭妇女把这些产品当作能够从家务中解放自己的、激动人心的东西，而不去担心化学添加剂和日益增长的开销。我在个人计算机的推广过程中看到了同样的情景，而且我认为这种向使用者的倾斜是有意为之的。这种推广方式试图营造一种在新技术的运用下看似无害的家庭氛围，以此渐次推进新技术的接受度。谁会对这些能让家庭生活变得更有趣味、可爱且智能的东西说不呢？你看，孩子都能跟它们做游戏呢。甚至有一种计算机语言来支持这样一种无害的环境氛围。人们会说“开机”（bootingup）和“文字样板”（boilerplates），还会说“鼠标”（mouse）和“菜单”（menu）。在这种语言中，使用者似乎感觉到自己有选择，掌控一切，与机器和其他使用者保持着一种令人舒适的关系。

但是这一阶段并不长久。在那丛粉色毛绒背后，人们已经能够看到全球性重构的一些征兆。工厂里的变化已经开始，而取得控制权的并不是工人。当你翻阅那些煽情的计算机杂志时，你或许会想读读海瑟·孟席斯（HeatherMenzies）的《快进与失控》（FastForwardandOutofControl），在这本书中，孟席斯从加拿大经济和工人的角度谈论了全球性重构。

如果我们不仔细观察新技术的推广，特别是不观察随之而来的基础设施，那种用技术解放生活的承诺很可能会变成通往奴役的门票。我想用一个例子来提醒你们新技术所谓的解放承诺的可疑之处。这个例子明确、直接而激烈，我们来看看缝纫机的推广过程。

年，机械化的缝纫机成了一种可以购买到的设备。销售商在宣传它时称之为一种可以将妇女从手工缝制的杂务和苦差中解放出来的居家用具。无论是家庭妇女为了家用而缝缝补补，还是女裁缝为他人缝制东西，该机器的承诺是她们都能从辛苦劳动中解脱出来。可以看出，该设备不仅承诺让女性个人受益，还确立了更高的目标，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下面这段文字写于年，谢丽斯·克拉马雷（CherisKramarae）曾在她关于缝纫机历史的文章中引用：

在一段时间之后，缝纫机会极为有效地清除所有阶层里的衣不蔽体者。所有的慈善机构都开始采用这种机器，而它在为贫困者提供衣装方面所做的工作，比文明世界所有愿意投身慈善事业的女士加起来可能做到的工作还要多上倍。

这一预言的作者很明显地假设了，缝纫机的推广会给那些一直从事缝纫工作的人带来更多的工作，以及更简便的工作。他们会在毫无变化的环境中，接着干他们一直在干的事情。

现实与此相差万里。在新机器的帮助下，缝纫工作开始在工厂环境中进行，血汗工厂开始剥削女性劳动力，特别是女性移民的劳动力。实际上，缝纫机不再是解放的同义词，而是剥削的同义词。家庭缝纫机的使用频率很少，因为机器缝制的家居用品和服饰完全能直接在大型市场上购买到。这些服饰是用规范性技术制作出来的，在这种情境中，一个女裁缝工只缝制袖子，另一个女工把袖子缝到衣服上，一个女工缝制扣眼，另一个女工负责熨平衣服。一种利用劳动分工的严格的规范性技术，就这样从一种宣扬解放“家务”的新机器中诞生了。在随之而来的服装行业变革中，大量的设计、切割和装配工作开始自动化操作，这个过程一般会完全清除相关工人。

服装生产的工业化社会史，跟目前饮食工业化所处的阶段类似。食物零售商店用冷冻的或添加化学剂的产品组合生产出“套餐”，就像生产衣服时将袖子和衣领进行组合一样—这些都是低收入工作，而且缺乏对雇佣关系的保障。的确，女人们在缝纫、烹饪方面做的工作更少了，但她们要在家庭之外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买到衣物和食物。

将许诺的解放变成奴役的，不是技术产品本身—不是汽车、计算机或缝纫机—而是促使人们使用这些产品并对它们产生依赖的结构和基础设施。有趣的是，在技术传播的过程中，普通事物—比如一顿家常饭，一件私人制作的衣服—变得价格不菲、十分特别；但曾经高价而特殊的东西—比如从东方运来的衣物或水果—现在变得极其普通和常见了。

我来简要重述一下：许多新技术及其产品进入大众视野，它们允诺会带来希望、想象力和参与度。在不少情况中，这种允诺最终被证实是虚构的、不真实的，即便在最好的情形中，这种允诺也在极大程度上是被夸大的。在此期间，人们广泛地讨论个人层面—使用者或工人—的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