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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年的人们感到焦虑、感到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中美 愈演愈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在放慢，股市不停地下跌，P2P不断爆雷。你一定也听到身边有很多朋友聊起来消费降级、房价下跌。你也可能听到很多传言，比如有的传言说外资会撤出中国，还有的传言说民营企业都要“跑路”了。所有的这种焦虑和担忧就是来自中国遇到的各种冲击。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旧的路标已经消失，新的秩序还没有出现。这个社会的变化太快，你我自然会感到力不从心，会感到无助。

可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不这么看。在你看来，年可能是过去那个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但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年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是观察历史的视野不一样。未来的历史学家更容易观察到历史剧情在出现反转。

那什么叫反转呢？反转是电影导演、编剧们还有小说家们特别喜欢用的一个技巧。在你喜欢的电影里，经常会出现反转。本来你觉得故事中的英雄很快就要成功了，可是命运就是要跟他作对，把他一下子扔到谷底，无情地碾压。你又觉得：完了，英雄的使命肯定完不成了。别着急，我们的英雄一定会绝地反击，因为逆境会激发出他的潜能，最终战胜了对手。这就是反转。

你不要觉得只有好莱坞的编剧才会用反转这个技巧。我告诉你，历史从来都是一个反转大师。我给你举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人们对经济前景普遍感到很悲观。因为战争结束后，战时的军工订单就没了，可是，大批退伍军人复员，一定会出现失业，失业就会带来经济衰退。 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结果呢？在二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反而是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20年，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其实，这里的道理很简单。请你记住：盛极而衰、否极泰来。这是我们中国文明的古老智慧，这是我们中国人对历史演化的最深刻理解。现在，你应该这样来看：我们曾经觉得成功的模式，已经变得过时。但我们以为已经绝望的局势，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新的力量正在萌芽，以后我们会看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年，别人看到的是中国经济遇到的冲击，而我看到的是历史的反转。我会用5个变量告诉你，这些反转会出现在什么地方。这5个变量是我亲眼看到的。在过去一年里，我走访了中国20多个省市，巡游了10多个国家，拜访了创业者、汽车工程师、电竞选手、小学校长等等，为你沙里淘金，找到了5个变量。

这5个变量分别是：中美博弈、新旧融合、自下而上、技术赋能和重建社群。

我们先从“中美博弈”开始。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鲸鲨生态”，鲸鱼与鲨鱼两种强大却十分不同的物种共存。很多人会觉得 对中国经济有致命的打击。我要告诉你， 本身并不值得过度担忧，需要警惕的是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折点。在美国有一批想要下车的人，他们不想继续搞全球化，害怕技术进步，他们的声音会持续影响美国的政策。在中国则有一批刚挤上车的人，中国民众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态度更为积极乐观。

那反转会出现在哪里？不是打赢了 ，而是两个国家意识到，有一个更大的挑战，对全人类的挑战，必须由中美两个 的经济体联手才能应对，这才能构建中美合作的新基础。那什么才是这样的挑战呢？我的看法是，我们人类迟早会进入人工智能社会。但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是我们不得不穿越的一个山谷，如果应对失当，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死亡之谷”。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经济。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有3个发动机：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我们分别来看看这3个变量中出现的反转。技术创新的步伐没有停下来，年的中兴事件引发了一场关于核心技术的全民大讨论。但我看到的反转是，虽然核心技术很重要，但中国的优势在于发展应用技术。在后面我会带你看看，在新疆荒漠这样的边缘地带，无人机技术如何发动了一场“应用场景革命”。你会看到，中国庞大的市场，以及我们的工程师红利，会让我们在技术发展上蹚出一条全新的“群众路线”。我把这个变量叫作“技术赋能”。

工业化的发动机没有熄火。面对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等新产业的冲击，中国的制造业正在经历着一次巨大的产业转型。我要告诉你的是，这里的反转在于，我们可能高估了新兴产业的颠覆性，同时，我们也低估了传统产业进行自我革新的能力。我会带你去看互联网企业如何造车，他们本以为可以颠覆汽车行业的格局，但 才发现，如果不虚心向传统的汽车行业学习，根本造不出 的新能源汽车。我也会带你去看看老牌制造业企业是如何学习互联网行业的打法，而且比互联网行业革命得更彻底的。这个变量，我把它叫作“新旧融合”。

城市化的发动机也没有熄火，但你会发现，城市化也出现了反转：未来的城市形态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多核城市”。“多核城市”就是说一个城市里有很多核心地区。这是因为，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我要带你去看看东莞、义乌这样的城市，在那里你会发现，自下而上的力量才是城市生命力的源泉。你还会发现，过去我们说房地产规律是：“位置、位置、位置”，现在因为互联网的传播，黄金位置已经不再是 的重要因素，偏僻的巷子里会涌现仰慕者众多的“网红”时尚小店。这个变量，我把它叫作“自下而上”。

一个变量可能是我在年看到的，最强有力的反转。过去，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因为竞争极其激烈，无论是商业领域还是社会生活中，都很推崇“狼性文化”。这种文化背后是个人主义的崛起。但在年，我观察到的反转却是：人们重新回归到了合作中。我在不少社区看到人们在互相帮助、努力重建社群。再比如说，都说农村的留守儿童可能会变成社会问题，可是我在年发现的教育理念 的学校不在北京，也不在上海，而在一所偏僻的农村小学。这个例子我会在后面更详细地为你解释。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人们都在努力重建社群，这是我们以后建成和谐社会的基石。这也将是我们进入到“丰裕社会”之后遇到的 挑战。“丰裕社会”指的是当我们摆脱了物质贫困之后，影响我们每个人幸福感的，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财富积累，而是公共生活和公共服务。这就是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以后会比“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更为重要。这个变量，我把它叫作“重建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