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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网新辟《说说我的得意之作》专栏，今天与大家见面了！
得意之作、得意之笔，是文人墨客们的心爱。请把它们贡献出来，与大家共享！
在这里敬告大家的是：《说说我的得意之作》与5月份推出的《说说我的首发稿》专栏，两者是姐妹篇，各有侧重，日后轮流刊出。
恭请大家继续 这是一组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的系列国际通讯作品。然而，较之在此前后我曾获奖的国际新闻作品，这一组通讯在我心目中分量格外沉重！
这是一组战地通讯，其背后是巨大的人身风险，险恶的战乱环境，赤道线上挥汗如雨的独自奔波采访。
▲图为扎伊尔东部戈马城的法文招牌已改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这组作品中最早报道了这个非洲中部大国已经更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这组报道背后的一个故事是，在采访结束后，我绕道与负责跟踪 这个国家就是当年的扎伊尔，现在的刚果（金）。
在那以前，我采访过仍在内战中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一个位于东部非洲，一个位于西南非洲，除了打内战外，两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是都讲葡萄牙语。扎伊尔则是法语国家。
自年10月以来，扎伊尔东部战火迅速蔓延，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蒙博托32年的统治岌岌可危，整个非洲大湖地区局势成为世界瞩目的新热点，也成为我报道的新焦点。年3月14日，我从南非出发，假道肯尼亚、卢旺达前往战乱升级的扎伊尔。
▲温宪乘坐联合国难民署小飞机前往扎伊尔难民营采访。
临行前，我被告知，扎伊尔战乱地区瘴疫流行，必须注射脊髓灰质炎、破伤风、伤寒、黄热病、霍乱、a和b两种肝炎等防疫针。此外，还必须每日服用预防疟疾的药片，离开病区后还要继续服用四周。我准备前往的扎伊尔东部戈马地区已有例霍乱病例，其中24人死亡，此后我前往采访的廷吉廷吉难民营平均每日死亡人数为25至30人。我还被告知，当时霍乱疫针效果极差，世界卫生组织已建议不打。霍乱的主要传染源为水，因而一定要注意只喝瓶装矿泉水，不能吃生拌沙拉。疟疾的传染源为蚊子，一定要注意防止蚊叮……
听说我要去扎伊尔，办理航班事宜的蒂拉萨女士很热心地建议我上一个人身保险，但由于不是南非公民等原因，竟没有一种适宜一位中国记者到战乱之地的险种。“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你！”在感谢蒂拉萨女士的同时，心中陡生一种横下心来背水一战的悲壮：我将在没有任何人身、医疗保险的情形下前往一个瘴疫流行、完全陌生、内战正酣的非洲国家。
此次的行装格外沉重。除了那台笨重但打印一体的“文豪”机外，还带了18升水、十几包方便面和约10盒罐头食品。
▲位于赤道线上的扎伊尔难民营一景。
正值战乱的扎伊尔实际上处于国家分裂状态。从首都金沙萨出发已无法跨越战线进入东部地区，因此进入扎伊尔东部地区的最佳路线是穿越卢旺达西部边境。
我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转机前往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时，小飞机上只有数十名旅客，且都神态肃穆。卢旺达，这是一个在那之前不久发生过部族大屠杀的国度，约百万生灵涂炭。为节省费用，我在基加利住进了一家教会办的小旅社。随后便有人告我，当卢旺达发生大屠杀时，小旅社对面的树下死尸累累。当晚，基加利突降大雨。尽管旅途无比劳累，但想像着卢旺达大屠杀时此门之外曾经的景象，再设想着西向扎伊尔战区的种种艰难，辗转反侧中我又度过了在非洲大陆的又一个不眠之夜。
▲在阿米西难民营采访的温宪。
第二天，从卢旺达进入扎伊尔大费周折。扎伊尔海关官员坚持说我在扎伊尔驻南非使馆办理的签证无效，除需重新办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签证外，我的护照还必须被扣在那里。在接下来的交涉过程中，每当我提及“扎伊尔”这一国名时，他都断然纠正说，不，应该说是“刚果”。此后，进入扎伊尔东部小城戈马后，我又在反政府武装新闻管理机构所在建筑物顶部见到已将“扎伊尔”改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招牌。在此后发回的通讯《风雨戈马城》（见人民日报年4月1日第6版）中，我是中国媒体中最早报道扎伊尔反政府武装将国名改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新闻记者。
此后多日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作为当时在扎伊尔东部战区惟一来自亚洲的新闻记者，为了工作方便，我没有下榻在条件更好的酒店，而是住在距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机构较近的马斯克旅馆，但那里常常停水停电，客房内厕所的下水管道显然已被堵塞，又不敢打开门窗放进蚊子，屋内空气湿臭难闻。住在那里需要耐力。大体力的奔波，早已使肠胃对方便面之类的食品闻之生厌，只好在旅馆餐厅内改善一下伙食。此时，不能吃生食的忠告已显得十分苍白，生菜沙拉也得吃下。
最大的忧虑还不是生活上的困难，而是无处找到文传机发稿。我所携带的“文豪”机可以进行文字处理和打印，但打印后需打文传机才能发稿。当时的戈马城没有电话、电视、报纸，更无处寻找文传机。我先后到国际红十字会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处寻找发稿所用的文传机，但都遭到婉拒。
刚开始，在稿件完成后，我只能从扎伊尔越境回到卢旺达找文传机发稿。那天中午，我坐在一辆权充出租车的摩托车后座上，颠簸着回到边境。进入卢旺达境内后，我又甩开双腿沿着基伍湖畔急行数里抵达麦德林旅馆，在那里将稿件传回国内。随即又返回戈马城，继续采访。
经过努力争取，我得以乘坐联合国难民署的小飞机前往廷吉廷吉和阿米西两处难民营采访。登机前，我按要求签了一份“生死状”，即一旦出现意外，联合国机构概不负责。
▲图为国际救援人员从难民群中抬走死者。
在那两处难民营采访之时，太阳喷火般烧灼。从南非带来的一升一瓶的水派上了用场，连在现场忙碌的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渴得对我说：“温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一口水喝？”此时，我突然醒悟道：这里正处于赤道线上。
赤道的太阳火一样烧烤着中部非洲这一方极为不幸的地界。不顾身上出着水洗一样的大汗，我四处奔波采访。亲眼看到国际救援人员先后将14具死尸从难民群中抬去掩埋，强忍着一股股刺鼻的秽气，我目睹着一幕幕令人无比悲哀的人间惨剧。在几天的时间内，我都是白天奔波采访，晚上回到那间充满恶臭的旅馆房间内，打开那台“文豪”机，胸中如翻江倒海，笔端似大坝决口，撰写了《基桑加尼见闻》《风雨戈马城》《烈日下的难民营》《今日基加利》一组四篇《非洲大湖地区采访记》通讯作品。
在这些通讯作品中，我力求用第一现场的鲜活见闻真实报道非洲大湖地区这场战乱。此时，一个记者的天职是无需任何画蛇添足般的描写，而是此后多少年也能够站得住脚的真实记录。
在《烈日下的难民营》中，我写道：“记者一到阿米西难民营，登时被眼前的场景震惊得难以言说。这真是一幕令人无比悲哀的人间惨剧：路边原始丛林中方圆一公里左右的坡面上密布着由树枝、油布或纸片搭就的低矮窝棚；多数不到两平方米的窝棚内蜷缩着几个有气无力的难民；还有力气坐起的难民们蓬头垢面地围坐在一丛丛灌木树荫下；瘦骨嶙峋的孩子仍在下意识地吮吸着母亲们那早已干瘪的双乳；年轻的妇女们仍在承载着顽强生存的重负，默默地点起柴火，支起乌黑的破锅煮青豆、熬菜根；一群群苍蝇嗡嗡作响，一股股秽气直冲脑际；一个蓝色油布大棚内传出一片呻吟，一大群面色痛苦的人们正坐等医生看病。另有一些奄奄一息的病人则躺在地面的油布上，一个瘦得骷髅般的病人拼尽全力向记者扬起了右手；七八名捂着口罩的工人一趟趟地用担架抬走当天的死人，仅3月27日一天的死亡者就有14人，这些死者随即被掩埋在坡后的群葬坑中……”
▲图为温宪于年4月1日经由乌干达返回南非途中在赤道线处。
在完成扎伊尔东部战区采访后，我经由乌干达返回南非。在乌干达，我来到那道赤道线标识处，两脚分别踩在南、北半球上，感到些许宽慰。
在飞回南非的航班上，我遇见一位利用假期专门到卢旺达高山上观赏黑猩猩的南非女士。当她得知我刚从扎伊尔东部战场返回时，这位女士瞪大眼睛接连发问，“你就没想到害怕么？你就没想到被抓做人质么……”我回答说，“我什么都想过……”
年4月3日，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在题为“这组通讯得来不易”的值班手记中批道：“今天，非洲大湖地区采访记登完了。这是温宪同志深入扎伊尔写成的。从文章中不难看出，这一路采访非常艰苦。我们的记者虽然没有写他自己，但是一路上危险和疾病随时都会遇到。作者笔下这方充满不幸的地界，满目疮痍，疾病肆虐，身处绝境的难民在苦苦挣扎，此情此景，不但倾注了我们的记者对这片苦难土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