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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琳·马西的空间理论创新之处在于重视性别关系在社会体系中的意义和作用，用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待空间。她驳斥了“A/非A”的二元结构观点，揭开了性别压迫问题的面纱;指出性别空间建构在政治权力、经济分工以及文化意识上存在的女性自身诉求意愿及方式、不平衡就业地理结构、父权制下性别关系模式等方面的缺失，主张重塑现有性别空间。中国性别空间建构与其有着相似的历史语境和现实问题，研究马西的性别空间理论可以服务于我国性别空间的建构与重塑。中国在性别空间建构的不断探索中得到的有益经验，对推动当代性别的空间建构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性别;女性主义;空间;中国
多琳·马西(DoreenMassey），又译多琳·梅西，朵琳·玛西，英国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专攻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全球化、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和地方的重新概念化。
她在空间、空间和权力方面的工作在一系列相关学科和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影响力，空间和空间关系是她对当代社会描述的核心。其代表作品有《保卫空间》《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空间、地点和性别》《城市世界》《城市词语》《空间政治学》《论空间》等。
一、性别空间建构的缺失
早前西方学界存在这样一种“A/非A”的二元结构观点，即“只有一方(A)是被定义为积极的，另一方(非A)只是从A的角度来考虑，在A中也不存在”。就时间、空间以及男性、女性关系而言，“空间”和“女性”通常被定义为非A。这种二元对立的角度使“空间”和“女性”被忽视，使它们极度简单化。马西看到了问题所在，继而认为必须克服从二元对立的视角来认识时间、空间以及男性、女性。
马西将“空间”与“性别”联系，在她看来，“空间和地方在性别关系建构中非常重要，在各种改变性别关系的斗争中也非常重要......空间和地方不仅本身被赋予性别(空间和地方不是中性的，而是有性别的)，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它们都影响了性别被建构和理解的方式”。马西的空间理论是性别视角得到重视的空间理论。
(一)性别空间建构的政治权力缺失
在将女性限定在家庭以内的严格的劳动性别分工区域——重工业区，呈现出女性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的状况。马西表示:“在政坛、工会除了非常次要的角色，所有的社会角色都将女性排斥在外。”在政坛、工会等可以发表言论、商讨方向的地方，丝毫看不到女性的身影，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男性工会会员政客还呼吁为男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少为女性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女性极度缺少政治上的话语权，并无权作出改变。
但也存在特殊性的地区，比如兰开夏地区的棉纺织业，该地区大量女性走出家门，从事纺织职业，有酬工作的女性从业者逐渐增多，对男性独尊的情况造成了挑战，女性在工会和政坛取得了一定地位，但她们面对全国政坛时，并未获得大众所希望的政治影响，只是区域性的，而非全国性的。这种政治不平等的性别空间关系的建构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
这种政治上不平等的性别状况可以从社会关系在空间的延伸的视角分析，马西认为这些关系体现了巨大的权力，一种决定方向和控制权的权力。“问题的关键，既是这种权力形式的空间性，也是一种填入了权力的空间的建构。”以这种趋势发展必然会造成诸多问题，想要朝着各方均衡的方向发展并取得重大进展，就存在一个必须要面对的政治问题:空间上的不平等。
也就是说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空间权力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境况。不可否认这种情况下建立的性别空间结构必然是存在缺陷的。
(二)性别空间建构的经济分工缺失
马西把经济上性别空间的建构聚焦点放在劳动分工后有酬工作的分工及其与性别的关系上。在英格兰东部芬兰地区的乡村，全部的经济生活由农业主导，这一区域的女性想要参与社会生活，就要在田间从事繁重的劳动。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女性从事的是芹菜和红菜头的播种收获以及除草和采花等仅可以靠手工操作的劳动，这被称为“女人的工作”。
而且田间劳作是季节性的，有些只有在固定季节才有。而男性的田间劳作与女性有巨大的差异，他们被当作重要的“劳动力”，并且工作相对固定，可以拥有全职收入，还可以利用机械辅助劳动。处于劣势的女性也必须要“独自和大土地拥有者就工资谈判”，因此她们的境况比男性更辛苦，但报酬却比男性低。
但女性为了获得收入，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从事更累的田间劳作，接受更低的薪资待遇。这反映出男性和女性在就业方面“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的经济性别空间建构。
再如，19世纪中叶在英国的制鞋业中，男性做切割，女性做缝合，这成为当时该行业的习惯做法，并且处于整个社会的默认状态。与政治上性别空间关系建构相同，经济方面的建构也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的”。也就是说，社会将男性和女性配置到经济分工体系中的特定位置，并且用社会默认的方式对男性和女性实行有差别的薪资待遇。社会将男性和女性配置到劳动过程的不同阶段，事实上这种划分所依据的是更广大的整个社会中默认的性别分工模式。
这种划分方式在劳动或生产过程中被采纳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由点到面，从影响该地区到该行业，再到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空间的组织和再组织。在马西看来，性别分工在“若干部分中是空间结构形成的一个关键轴线”。从这种意义上说，男性和女性在经济范围内性别分工差异问题对性别空间的建构至关重要。
(三)性别空间建构的文化意识缺失
在马西看来，“空间和性别在其他一些层面上也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以文化特殊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结构，无论从这一结构的概念本质还是从其他实质内容来说，它们都是相互联系的”。从文化意识角度审视性别空间建构是十分必要的。在幼年时期，小男孩和小女孩的身份认同的建构就是不一样的，这可以看作是“边界”问题。
例如，一个男孩在成长的过程中为了与母亲区分，在认同感的建构上始终强调自己相反的立场，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安全建立起他的身份认同。这种对“边界”的描绘就是一种站在男性主义文化视角上的性别空间建构。马西认为，这种“性别的构成是有高度差异的，并且是不公平的”，所呈现的现象本质上是将女性固定在一种稳固的身份中，这种性别的构成是一种性别歧视的表现。
马西还指出，19世纪英国的女性不得不从事刷碗、做饭、照顾老人孩子等无酬的家务劳动，花费了大量时间也没有丝毫的收入。这样男性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这种男性和女性不对等的经济社会关系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实际上这种“边界”的存在是对空间方面的流动限制。限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限定特定的地方，二是对女性身份和身体本身的限制。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空间和性别同一性的联合控制最为明显的一个方面就是公共和私人空间之间的区别差异。“在西方，空间和身份联合起来对女性实行控制的典型表现之一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把女性限制在家庭范围内的企图既是一种具体的特定地点的空间控制，也是一种社会控制和身份认同;是一种静止的概念，似乎“家庭”这个“私人空间”是一个固定的地方，成为女性的专属，而另一个“公共世界”却将她们排斥在外。
在文化建构上，女性通常与私人、感性、主观相联系，男性则与开放、理性、客观相关。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具体空间分隔使女性失去地位，沦为陪衬。从空间的身份认同的建构来看，对女性空间流动性的限制在某些文化语境下是一种划定专属边界并表示服从的重要形式。这种在文化意义上存在文化差异不平等的性别空间建构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也完全体现出男性主义的性别歧视。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性别空间内部关系僵化。
二、性别空间建构的重塑
男性主义在当代经济政治生活中呈现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的状况。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性别差异造成了性别空间建构的诸多问题。在马西看来，这种存在性别歧视的性别空间的建构会“表现出自取失败的分裂性”。诚然，马西看到了性别空间建构中存在的缺失，认为现存的性别空间结构需要重塑。具体可以从女性自身诉求意愿及方式、不平衡就业地理结构以及父权制下性别关系模式的重塑中去阐述。
(一)女性自身诉求意愿和方式的重塑
19世纪，以女性在家工作的劳工组织形式为主的哈克尼地区的成衣业在英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种形式下，雇主不用承担照明、供暖以及机器维修等杂项开支，更不用承担女工的社会保险，因此此地女性工作方式被只看重资本的雇主所青睐，并得到了发展。
但雇主并没有满足于这种程度的剥削，即使在这种低成本条件下，女性的薪酬仍然很低。哈克尼地区的这种不平等的空间结构就此建构。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区女性就业机会不断增加，但哈克尼的女性工作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变。哈克尼地区成衣业的女工在这种空间结构中，逐渐变得“落后了”。因为她们适应并满足于这种实际上不平等的空间结构，并不想打破它，这样全国趋势、国际趋势、家庭和经济关系所有这些叠加起来，在哈克尼地区施加给女性巨大压力，这组特定的性别空间结构关系的固化使得哈克尼地区的女性的状况得不到应有的改善。
从哈克尼地区成衣业的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19世纪还是近期，该地性别空间的建构存在缺失的情况并未得到改善。事实上，女性自身身份的固化和改变这一被压迫现状的诉求意识的缺失是主要原因。女性自身没有跳出性别压迫的圈子，没有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而提出斗争诉求改变这一现状。马西表示“:女性主义的斗争对于颠覆当前的阶级关系必不可少。”也就是说，想要解决现存性别空间建构的缺失问题，女性自身的自发斗争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自我意识觉醒才能从根源上寻求改变。
女性运动斗争的方式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马西指出的兰开夏地区，女性主义运动就是地区性的，而非全国性的。不同地区女性身份建构之间存在差异。因此“，任何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国家不同地区的女性可以轻松达成同盟的想法，都是站不住脚的”[1]。也就是说，女性存在的“本地性”特征使她们没有作为集体联合起来反抗性别压迫。即使她们有了斗争意识和诉求，斗争的方式也是分散杂乱，而非群体联合的。因此，想要打破存在于文化、经济、政治各个领域中的性别歧视现状，建构正义的性别空间，女性自身的诉求意愿和方式的重塑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不平衡的就业地理结构的重塑
在19世纪的英国，无论是德拉姆矿区的煤炭业、兰开夏地区的棉纺织业，还是芬兰地区的农业，男性和女性在就业岗位的数量、比例和类型上都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无论哪个地区的从业人数，男性数量都远高于女性。另一方面，在相对有前景和有优势的工作类型中，男性的比例也远高于女性。男性工作类型相对较高级和稳定，而女性则相对低级和波动，全社会似乎将从事“需要极其细致的琐碎性工作”视为女性的天然能力，把相对低级的工作安排给女性被视为理所当然。
不仅是19世纪，而今的状况也是相同的。马西表示，当今“新兴的经济部门(高科技与金融)被男性所主导”。在她看来，当今的发展模式是“令人沮丧的”。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就业地理结构的划分都是不公正的。想要重塑不平衡的就业地理结构，以寻求性别空间建构的正义性，就要改变含有性别歧视的就业地理结构，寻求男性和女性在就业也就是劳动的空间分工上的平等。
当然这个平等也不是无原则的普遍平等，不是强调任何岗位都必须是男女比例1∶1的平均分配，而是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