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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献节选，是以文化研究领域的优秀文献为蓝本，择其精要，以飨读者。本次，特别挑选网络社会研究领域《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系列，共有《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三本，节录部分段落，以供诸位方家品读研习。

全文共字，阅读大约需要25分钟引子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年生于西班牙，特别从事信息社会，传播和全球化研究，年，卡斯特迁居美国。现任洛杉矶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传播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及政策、规划和开发学院共聘教授。

曼纽尔·卡斯特是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早年曾积极投身政治中，在西班牙因反抗弗朗哥政权而流亡巴黎，又因参与68学生运动（五月风暴），再度被放逐。卡斯特的著作有19部，此外还编辑或合著了21本书，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他的三部曲《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年至年由Blackwell出版了第一版，年至年又出版了第二版。该书的英文版本再版了17次，并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中文等17国文字。卡斯特被称为能与涂尔干（émileDurkheim）、米尔斯（C.WrightMills）比肩的社会学大师。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西班牙名ManuelCastellsOliván）《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包括《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正像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经济与社会》中描述了工业社会的基本线索一样，卡斯特在《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中分析的是21世纪信息时代的社会变迁中正在浮现的全新社会结构特征——网络社会的基本脉络。卡斯特从社会变迁和技术与经济转变的过程谈起，从对技术革命的论述引出网络社会在自我与网络的分裂中建造，论述了信息化社会的结构和过程。这本书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千年终结》，著者：曼纽尔·卡斯特，译者：夏铸九、黄丽玲等，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9月第2版。

以下便摘录《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第三卷《千年终结》中的第一章《工业国家体制的危机及苏联的崩溃》中的第六节《历史的伤痕、理论的教训及社会的遗产》以供大家赏阅。

目录

前言一个变动的时刻1

第一章

工业国家体制的危机及苏联的崩溃1

经济增长的扩张模型以及超工业主义的极限6

技术问题25

认同的诱拐及苏维埃联邦主义的危机38

最后的改革49

民族主义、民主，及苏维埃国家的解体59

历史的伤痕、理论的教训及社会的遗产65

第二章

第四世界的兴起：值息化资本主义，贫穷与社会排斥73

朝向两极化世界的全球概况79

非洲的非人性化92

在撒哈拄以南的非洲国家在信息化/全球经济中排除和选择性的整合92

非洲在信息时代黎明的技术隔离

掠夺性的国家

扎伊尔：为个人所占有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石油、种族与军事掠夺

种族认同、经济全球化、及非洲的国家结构

非洲的苦难

非洲的希望？南非连结性

远离非洲或返回非洲？自力更生的政治学与经济学

美国的新困境：信息时代的不平等、都市贫困及社会排斥

二元的美国

城市内少数民族聚集的贫民区乃是一种社会排斥系

当底层阶层坠入地狱

全球化、过度剥削以及社会排斥：从儿童的处境

而得的观点

儿童性剥削

儿童的死：战争屠杀与少年士兵

为何儿童遭到杀害

结论：信息资本主义的黑洞

第三章

异常的联结：全球犯罪经济

犯罪组织性和全球化，罪犯之文化认同

俄罗斯之劫

结构性角度之观察

谁是参与者

积累的机制

拉丁美洲地区的毒品非法交易产业、发展与依赖

拉丁美洲贩毒产业的经济重要性是什么？

何以是哥伦比亚？

全球犯罪结构对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影响

第四章

亚太的发展与危机：全球化与国家

亚太命运的改变

平成时期的日本：发展中国家与信息社会

日本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模型

下降的太阳：日本发展模型的危机

“永田町政治”的终结

发展中国家和信息社会：一个矛盾的关系

日本和太平洋区域

龙途末路？亚洲四小龙及其公民社会

了解亚洲的发展

新加坡：经由多国公司营造民族的国家

韩国：垄断性资本主义的国家生产

台湾：在无弹性管制指导下的弹性资本主义

香港模式与香港现实：世界经济中的小型企业和福利社会的殖民地版本

龙的品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东亚工业化中的发展中国家：论发展中国家的概念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从求生存的政治到民族营造的过程

东亚再结构中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发展过程中成功

分道扬镰：经济危机中的亚洲小龙

90年代东亚的民主、认同和发展

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发展中的民族主义

新中国革命

关系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中国

中国的区域发展与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家

民主、发展和民族主义在新中国

结论：全球化与国家

第五章

欧洲的统一：全球化、认同和网络国家

欧洲统一是一连串防卫性的回应：以半世纪来的视野出发

全球化和欧洲的整合

文化认同和欧洲统一

欧洲的制度：网络国家

欧洲认同或欧洲计划？

理解我们的世界

新世界的开端

一个新社会

社会变动的新大道

越过这次千禧之后

怎么办？

终场

附录信息时代如何改变生活

请滑动观看第三卷：《千年终结》ARTIFICIALHELLS:PARTICIPATORYARTANDTHEPOLITICSOFSPECTATORSHIP第六节历史的伤痕、理论的教训及社会的遗产

P65-72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明白地标示了20世纪的发展与结果，及其对全世界产生的影响。不只在其国家的地缘政治投下巨大阴影，同时亦在社会转化的想象建构之上投下巨大阴影。因为长期以来，全世界的政治左派及社会运动者，从资本主义宣传的扭曲面纱中觉醒之后，尽管对斯大林主义感到震惊，仍将苏联的共产主义视为一线希望，且做为启发及支持的泉源。出生于此前半世纪的知识分子很少能脱离有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及苏联建设的理论魅力。多数西方领导性的社会科学家将其理论建构赞成或反对关乎苏联经验。事实上，一些著名的苏联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评论家在学生时代起就深受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影响。

托洛茨基主义（俄语：Троцкизм；英语：Trotskyism）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一个流派，其名称来自其最早的理论建立者、十月革命实际指挥者、苏联红军缔造者、第四国际精神领袖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然而，这些全部的努力，人类的苦难及热情，这些想法和梦想，竟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消失，显示出这些论点的空洞。但这毕竟是人类对集体创造政治美景改变历史的巨大能力的惊人表现——虽与原先预期的历史计划的方向相反。而这可能也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最痛苦的失败吧：是对许多苏联及全世界人们的革命梦想与希望的扭曲，自由竟成为压迫，无阶级社会的计划变成特权阶级支配的国家，应与受剥削劳工团结一致，却转为与任命制官职集团共谋成为世界灰色经济的首脑。持平地说，虽然在后斯大林时代有些正面的社会政治做为，但苏联的实验确实为其人民与世界带来极大的苦难。苏联事实上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迈向工业化及现代化，虽会有痛苦但也不会是斯大林时期的大屠杀。例如邻近的贫困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施行的社会民主制度的地区，相对地成为社会平等，充分就业的社会福利国家。纳粹并非由斯大林击垮(事实上，在发生战事之前，为了施加其个人影响力而使红军多人受害而变弱了)而是由反抗外国入侵者的俄国人所打败，共产党第三国际主导了世界多数地区的革命及社会主义运动，耗费精力，却使许多政治计划停滞，且将整个国家带上绝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与世界各地的分裂和军事壁垒，将部分科技的实质发展与经济增长投注在无意义的军备竞赛中。事实上，美国人(欧洲人在较少的范围内)在参与对抗、发展与使用核武器，为了主导世界而形成两极对立导致冷战的过程中，需负同等的责任。[1]然而，若没有苏联强权的联合、势力与表面威胁，西方社会与公共舆论也不会支持战争和国家军事的扩充，及无耻的殖民企业扩展，正如冷战结束后所显示的局面。进一步来看，一个强权的建立若缺乏生产力的经济与开放的社会为基础，长期看来很难永续的，因此腐化的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并没有为其人民带来明显的利益，除了20世纪60-80年代的一些生活改善和工作稳定的时期之外：这个时期如今是一个被许多俄国人理想化的时期，因为多数人口发觉自己现在正追求资本主义的狂野。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然而，最令人嘲讽的历史灾难是共产党国家建构了人类团结的价值，而三代的苏联人民皆受教于此。多数人民真诚的相信，他们彼此分担苦难，并互相帮助以建立一较好的社会，但他们逐渐发现，其信任被享有特权的官僚阶级有系统地滥用。一旦真相大白，苏联人民的心理创伤将可能持续一段颇长的时间：生活的失落感，根源于日常生活的人类价值堕落。因此，在民主的激励与苏维埃解体之后的热潮消退后，犬儒主义与暴力充斥整个社会。苏维埃实验，改革及20世纪90年代民主政治的连续失败，为俄罗斯和前苏联共和国的土地带来了破坏与失望。

至于知识分子，从共产主义试验中获得的重要教训为理论的架构与政治计划（politicalprojects）的历史发展应保持基本的距离。坦白地说，如果是用认真的企图将之实现的话，所有乌托邦（Utopias）理想都将导致恐怖（terror）。理论和与其密切关联的意识形态叙事，可以是（且曾是）有用的理解工具，同时也可用来指导集体行动；但它只能是工具，而且通常要根据经验而被修正，在这个人类肉身不完美而奇妙的世界，不该被当成复制或再生产的图式，因为这样的企图不过是将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合理化。最糟的是，其支持者深信并将之实现，如此的理论建构成为政治基本教义派的根源，并成为独裁及恐怖的暗流。我并非为一种缺乏价值与热情的平淡政治远景而争辩，梦想与计划仍为社会变迁的动力。然而，有一种纯粹理性、自我的主体，搭便车（freerider）的类型，总是待在家中，让别人去完成历史改变的工作。这种态度（最经济的合理选择）的根本问题是，他们认为集体行动会由其他人来完成。换言之，其为历史寄生虫的一种形式。幸好，历史上极少社会是由寄生虫建构的，因其太自私而无法参与。社会总是由社会行动者所塑造的，在公开而冲突的过程中，随其利益、构想与价值而动员。社会与政治的变动决定社会的命运与结构。因此，苏维埃经验所显示的，不是要求一种非政治性的、价值中立的社会转化过程，而是理论分析、社会表征（再现）体系（systemofrepresentation）与实际政治实践间应保持距离和张力。相对成功的政治实践总是能够勉强应付历史的限制，但不是设法跳跃前进，而是依社会演化的轮廓而调整，并接受人类行为转变的低调过程。然而此论点并不是在说明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当社会中的实际状况与主体意识转变到某一程度，而当局无法反应此状况时，革命（不管和平与否）是历史过程的正常发展，如南非所示。当先锋们，通常是知识分子，为了满足其权力的欲望与理论的教条，意图加快历史的脚步而超过社会所能承受之时，可能会成功并重塑社会，但通常是在压制灵魂与折磨肉体之下完成的。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可能因此而在图书馆中寻求安慰，反省其过度扭曲的革命之梦。然而，自苏维埃经验获得的主要政治教训为革命（或是改革）在人类生活中是如此重要且代价高昂，以至于无法将之仅置于梦想或理论。一切取决于人民采取何种方式达成目的，包括理论与组织工具，以达成其个别生命的集体路线。政治理论所启发的人为乐园将随着苏联政府的解体而永远埋葬。因为从共产主义的崩溃中学到的重要教训是，没有历史意识是超越我们所理解的历史之外的。

一般社会理论，特别是信息社会的理论亦可从中获取重要的教训。社会变迁过程是由其发生的社会中的历史时空所塑造的。也就是说，国家主义的动力同时亦成为其结构的限制并且成为体系内相反过程的触媒。虽然国家对社会与经济的掌握，可以使人力与物资以权力与意识形态为目标而充分动员，但这样的努力不合经济效益，因其毫无限制的利用与分配稀少的资源。而且其社会忍受性只有在市民社会为高压所统治或是沦落为消极的角色从事劳动和公共服务时，才能达到最低的可能性。在国家主义之下，一旦社会变为积极，其与国家的关系亦变得难以预测。国家本身将因其无力动员其子民(subjects)而衰微，其子民通常以抵制或退缩的方式拒绝合作。

苏联共产党

苏联国家主义在应对其经济与社会于历史脉络中转化为资本主义时，面临一个特别困难的任务。指令式经济的浪费倾向与军队势力的结构优势所加诸的限制，增加了调适至信息主义所特定要求的压力。奇怪的是，一个以生产力(productiveforces)发展为标志的体系，却不擅长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技革命。此乃由于信息主义的特征，社会主导的信息处理与物质生产间的交互影响，与国家独占信息是不兼容的，与军事部门的封闭性亦不兼容。从组织层级来看，正如西方社会的发展一样，在朝向弹性网络的信息趋势下，垂直的官僚体系已过时了。但与西方不同的是，苏联体系的核心是垂直的指挥链(vertical